2020 年疫情刚开始那会儿，上海交大做过一项调研，显示疫情最严重时，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出现了抑郁、焦虑、失眠和急性应激……封锁下，自我关照成为几乎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。
我长期在网络平台普及精神健康知识。近两年来，热心网友推送了大量线上救助资源，既有重点高校梳理的心理疏导指南，也有团体机构提供的免费咨询服务。某种程度上，疫情重塑了精神卫生领域的格局，整个行业的服务模式都更加倚重网络渠道。
然而技术迭代迅猛，行业机制的完善却显得“步履蹒跚”。近期，甚至出现了诸如“直播连麦”心理咨询这般存在显著隐患的模式。
乱象频生，令不少人心生疑虑而却步。那么，心理咨询究竟是如何从大众印象中“医生 + 躺椅”的传统形态，演变为如今依托网线进行对话的模式的呢？
定期咨询很难实现
对我个人来说，线上和线下的心理咨询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始的。
2014 年，因为出现了很严重的抑郁，我不得不休学，接受治疗。那时，我故乡成都的精神健康资源并不是很丰富，甚至可以说，一些医生对于心理疾病的认知还非常落后——我至今记得，在一次咨询过程中，华西医院一名医生指着我怒骂不孝，让我滚出去。
因此我选择了到上海治疗。
上海的朋友多半都听过这句调侃：“宛平南路 600 号，这是家的呼唤”。对于彼时的我以及众多病友而言，按期前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（下称“精卫”）报到，却成了难以割舍的日常。
我那时栖身于一个老旧的公房小区，最近的地铁站是 9 号线的七宝站。周边有好几个大型老旧小区，加之当时上海地铁的运营时段，迫使我每日只能挤地铁，在拥挤的人潮里，我几乎无法思考。
后来，我逐渐意识到，定期咨询很难实现。
于是，我尝试了网络咨询。
2015 年，我通过邮件联系到一位在精卫工作的老师，她同意给我做网络咨询。
2016 年，我通过邮件联系到一位在精卫工作的老师，她同意给我做网络咨询。
2016 年，我通过邮件联系到一位在精卫工作的老师，她同意给我做网络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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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