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 年疫情剛開始那會兒，上海交大做過一項調研，顯示疫情最嚴重時，全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出現了抑鬱、焦慮、失眠和急性應激……封鎖下，自我關照成為幾乎每個人都繞不開的話題。
我長期在網絡平臺普及精神健康知識。近兩年來，熱心網友推送了大量線上救助資源，既有重點高校梳理的心理疏導指南，也有團體機構提供的免費諮詢服務。某種程度上，疫情重塑了精神衛生領域的格局，整個行業的服務模式都更加倚重網絡渠道。
然而技術迭代迅猛，行業機制的完善卻顯得“步履蹒跚”。近期，甚至出現了諸如“直播連麥”心理諮詢這般存在顯著隱患的模式。
亂象頻生，令不少人心生疑慮而卻步。那麼，心理諮詢究竟是如何從大眾印象中“醫生 + 躺椅”的傳統形態，演變為如今依托網線進行對話的模式的呢？
定期諮詢很難實現
對我個人來說，線上和線下的心理諮詢幾乎是同一時間開始的。
2014 年，因為出現了很嚴重的抑鬱，我不得不休學，接受治療。那時，我故鄉成都的精神健康資源並不是很豐富，甚至可以說，一些醫生對於心理疾病的認知還非常落後——我至今記得，在一次諮詢過程中，華西醫院一名醫生指著我怒罵不孝，讓我滾出去。
因此我選擇了到上海治療。
上海的朋友多半都聽過這句調侃：“宛平南路 600 號，這是家的呼喚”。對於彼時的我以及眾多病友而言，按期前往上海精神衛生中心（下稱“精衛”）報到，卻成了難以割舍的日常。
我那時棲身於一個老舊的公房小區，最近的地鐵站是 9 號線的七寶站。周邊有好幾個大型老舊小區，加之當時上海地鐵的運營時段，迫使我每日只能擠地鐵，在擁擠的人潮裡，我幾乎無法思考。
後來，我逐漸意識到，定期諮詢很難實現。
於是，我嘗試了網絡諮詢。
2015 年，我通過郵件聯系到一位在精衛工作的老師，她同意給我做網絡諮詢。
2016 年，我通過郵件聯系到一位在精衛工作的老師，她同意給我做網絡諮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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